照清集

2014年11月29日星期六5:22 PM 今天是決定開始減重的第一天，減重的原則並不完全是生理的，同時也是心理的，藉由吃東西來面對壓力而逃避什麼，我相信這一直是減肥失敗的核心，對我而言，之所以會復胖是因為一次又一次壓力的事件讓我以吃東西來應對這些壓力，最後導致增胖回不來，我想這也是我這一次要解決的問題核心。 這就好像是有些人之所以會很瘦是因為面對壓力時沒有辦法吃東西所導致，過瘦與過胖在心理上的問題相同，而我們就是要在這一段時間來解決這一個問題。我相信這是一個漫長的旅程，而這是我旅程的第一天，中間如果有失敗困難都希望我能夠把這些感受如實的紀載在這上面，而每一個未來要嘗試減肥的人都能夠因為看見這個過程而感受到自己內心相似的掙扎，最後也能夠找到自己心結的解法，這是開始，而結束還很漫長。 同時，在減肥的過程當中我也要解決我咬指甲的問題，咬指甲與吃一樣都是我用來應對壓力的辦法，我必須要在這段時間內找到更好因應壓力的辦法而不是咬指甲與吃，這兩種辦法都是被動的因應辦法，而我想要去找的是主動的因應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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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涯人物的生涯發展歷程的理解陳述 成長期：對科學的想像 小時候想當太空人 原本住在台中，高中的時候因為聽說台北的人很厲害，於是來台北建中求學，於是與原本家庭的互動較少 求學過程中，發現台北人沒有想像中的那麼厲害 探索期：定錨，立定數學志向 明白台灣沒有太空人，而且要去國外當太空人的夢想太遙遠 高中時期立志要當科學家，但是還沒有決定要念什麼 關鍵點：那個時候原本是念二類組的系，因為聽說第三類組的老師教得比較好所以轉去第三類組，後來發現自己對於生物要「背」的東西沒有興趣，最後又轉回二類組。並不是對所有生物都沒興趣，而是對死背的東西沒興趣。→尋求要理解的科學 明白科學最根本的部分就是數學，之後決定要當數學家，課業壓力也就突然降低了。 大學念台大數學系，畢業之後去美國留學，直攻博士 在國外研究台灣幾乎沒有人研究的「代數幾何」

這次參訪是我一個人去的，園區在有點偏僻的地方，一大棟建築物用冰冷的水泥牆與外界隔開，如果沒有詢問工作人員也就不知道裡面就是我們要去的人權園區。 我第一個進去的是軍事法庭，裡面曾經發生美麗島事件大審，我回想起我小時候我聽說美麗島事件的狀況，那時候的美麗島是一個衝撞體制的活動，他們宣導「台獨」思想，是一群很極端的分子。 我在軍事法庭裡面看著他們被審判的錄影帶，影片中有意無意地以他們有錯的角度來審判，但是如果以現在的角度來看，他們真的有錯嗎？由於我沒有親身經歷美麗島事件，我很難說他們是不是真的有錯，但是那個時候對於他們一定是太過嚴苛了。 第一天審判的時候曾經有要求不應該以軍法庭來審判這一件事情，因為根據中華民國憲法，只有軍人才能夠受到軍事法庭審判，但是那個時候卻能夠因為戒嚴的關係而將他的請求駁回，那個時候的人一定沒有辦法察覺哪裡不對勁，但是現在的我們看起來就能夠明白那是一個很不合人權的法律。 身為心理系的我，從心理學的角度可以剖析為什麼那個時候的人能夠輕易地接受不合人權的條文，我認為有兩個基本的原因：習慣與服從。 人是非常非常容易習慣的生物，例如剛剛搬入一個新家的時候很不習慣，覺得舊家比較好，但是隔了幾天之後就不再會懷念自己的舊家了。可以想像，對於一個嚴苛的法律剛開始會無法習慣，覺得自己受到一些限制，後來會慢慢習慣，熟悉了越來越被限縮的人權，最後就不知道自己原本應該要有的人權到底被限縮了多少。 另外，人們也是非常容易服從的生物，人之所以能夠被催眠是因為人有被暗示性，想像一個情境，當老師叫你「站起來！」你有可能什麼都不想就直接站起來了，這代表人在受到權威的命令的時候會傾向於執行而不會去抵抗，只有在深深的思考之後，人才能根據自己的自由意志來否定這些別人下的指令。 因此，在戒嚴的情況下，人們已經習慣了軍審，已經服從了這個政府體制，在這個社會當中，政府希望每個人都是服從的，而不會提出太多自己的想法，有權力的政府會排除這些與自己想法不同的人，並且將大家改變成與政府的想法相仿的人。 政府不斷的禁止一些言論自由，並且強調只有某些想法才是合理的，並且把其他的想法都冠上罪名，政府把某些特定思想緊緊綁在人民身上，讓我們並沒有喘息的空間。 人權園區當中有一個特展，展出在白色恐怖時期被殺掉的人的遺書，其中一些人是因為宣揚共產思想而被槍決的，有一些是因為想要組成...

這次演講的講義內容乍看之下覺得是老生常談，這是基於我對於之前教改的失望，以及自己長期在補習班當輔導老師看到的亂象。不過當我聽陳伯璋先生的演講時，特別是當他說他關於學音樂的故事時，能夠仔細感受到他對於教育的期望以及對於十二年國教的想法，因而對十二年國教產生了一點希望。他說他小時候因為遇到了一個好的音樂老師，讓他差一點就去唸了師大音樂系：他從一個沒有被期待在音樂上有造詣的孩子，到老師認可他有音樂細胞。 這個故事對我而言是意義深遠的，因為在心理學上有一個很有名的研究，是Carol Dweck教授的研究：一個人如果認為自己是沒有辦法進步的，就會裹足不前，如果一個人認為自己是能夠增長的，就會因此成長。很多在我們周遭的人之所以沒有辦法有良好的學習成效，以往總是被歸因於它們的資質不夠，或者是不夠努力，但是我認為更有可能是因為老師並不認為他們能夠有好的學習成效，基於老師的期望，老師硬把學生放入一個「用成績來衡量一切」的量尺中，這可以從心理學家Rosenthal的實驗中明白：就算孩子的智商是正常的，研究者只要事先跟老師說某一個孩子的智商低，老師就會給予學生負面的期望，導致忽略孩子的發言、多餘的批評…….等，老師會在無意識中影響學生，使得學生的成績就跟他預期的一樣差。這不禁讓我們反思，將來要身為老師的我們要如何才能夠破除這種對學生的刻板印象。 老師對於學生的影響很大，不但可能是負面的，也有可能是正面的。陳伯璋教授提供了一個正面的例子：原本在他的世界中音樂是黑白的，但是老師透過好的教法，使得他的世界當中音樂變成彩色。將來身為老師的我們也應該想盡辦法讓學生眼中的學科是彩色的。 對於十二年國教的改革，有很多人抱持著反對的觀點，有一派學者會對於改革的「效果」抱持著懷疑，他們懷疑這樣改革會不會讓孩子的「表現」下降？會不會降低孩子的競爭力？但是我們以往那種衡量孩子的標準真的是適當的嗎？講者也同時指出以往所認定的那些知識真的是重要的嗎？而且就算是重要的，有必要這樣把全部都塞給學生嗎？ 講者認為現在的教育就是「揠苗助長」，孩子沒有辦法學起他還沒有辦法學習的東西，但是我們的教育體系就一味的塞東西給孩子，一味地趕進度。我對於一件事情百思不得其解：對於一個中後段高中的孩子，為什麼還是要塞高中課綱這種難度較高的課程，而不會看他們的能力去做適性教育呢？他們的地基是不穩的就應該要讓地基更穩固，不可能還不會爬的孩子...

00 這是個純白色的房間。 我待在這個房間裡面已經超過了兩個小時，距離所約定的二十四個小時還剩下二十二小時的時間可以好好回答那個問題，規則是在時間截止前我都不能夠離開這個房間，偶爾會有人打電話進來，也偶爾會有人拿東西進來給我吃，但總而言之不能離開這個房間就是了。 這裡什麼都不缺：有床、電視、廁所、陽台，而他們的色調大抵上都是白色或灰色的，為的是不要產生對我思想上的干擾。這個想法是基於很基本的概念：周圍的一切就是空白的投影幕，投影出來的就是我的心思，如果混雜了各種顏色，就會讓我的念頭隨著顏色起舞。因此，這個房間的顏色接近純粹的白色。 為什麼我甘願在這個房間之中呢？這是源自於一個賭博，提問者與我的賭博。提問者與我約定在二十四小時之內只要能夠回答那一個問題，就能夠取得三千元；反之，如果我答不出那個問題，我就要付出三千元。 這個問題的起源說來有點滑稽 — 在外人眼中看來是如此，但是如果你們真的是當事人的話絕對不會這麼認為，總之這是一個關於義大利麵的故事： 提問者是一個很愛吃義大利麵的人，有一天，在學校附近吃義大利麵的時候，突然覺得反胃，於是就打電話給我問我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情。 「因為義大利麵做得太黏了阿！」我說：「所以當然會反胃。」 但提問者不是很滿意這個答案，越想越覺得這個問題很奇怪，因為義大利麵是提問者所喜歡的事物，沒想到竟然會突然變成討厭的事物，關於喜歡與討厭的問題，關於愛與憎惡的問題於是在腦中縈繞不去。 「你覺得我喜歡吃義大利麵嗎？」提問者問。 「當然喜歡阿！」我回答。 「你覺得我愛吃義大利麵嗎？」提問者又問。 「應該愛吧！」我不太確定的回答。 「如果我愛的話為什麼會反胃呢？是不是我不愛吃義大利麵？」 「應該吧！可能就是喜歡吃義大利麵而已沒有愛。」 「我要一個確定的答案，不要說應該。」提問者說。 「這個問題要給我時間想吧！」我內心是想應該不會有人真的愛義大利麵吧！ 「你不是有說過你愛她嗎？」提問者說：「連什麼是愛都不確定要怎麼說愛一個人？」 「說的也是。」我說：「但是這個問題太難了，有可能愛根本就是一個空泛的東西，只是我們人類發明出來的東西也說不定。」 「你可以想清楚再回答嗎？」提問者說：「不然這樣好了。」 「怎樣好了？」我問。 「我們來賭錢，我最愛賭錢了！」提問者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