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參訪是我一個人去的,園區在有點偏僻的地方,一大棟建築物用冰冷的水泥牆與外界隔開,如果沒有詢問工作人員也就不知道裡面就是我們要去的人權園區。
我第一個進去的是軍事法庭,裡面曾經發生美麗島事件大審,我回想起我小時候我聽說美麗島事件的狀況,那時候的美麗島是一個衝撞體制的活動,他們宣導「台獨」思想,是一群很極端的分子。
我在軍事法庭裡面看著他們被審判的錄影帶,影片中有意無意地以他們有錯的角度來審判,但是如果以現在的角度來看,他們真的有錯嗎?由於我沒有親身經歷美麗島事件,我很難說他們是不是真的有錯,但是那個時候對於他們一定是太過嚴苛了。
第一天審判的時候曾經有要求不應該以軍法庭來審判這一件事情,因為根據中華民國憲法,只有軍人才能夠受到軍事法庭審判,但是那個時候卻能夠因為戒嚴的關係而將他的請求駁回,那個時候的人一定沒有辦法察覺哪裡不對勁,但是現在的我們看起來就能夠明白那是一個很不合人權的法律。
身為心理系的我,從心理學的角度可以剖析為什麼那個時候的人能夠輕易地接受不合人權的條文,我認為有兩個基本的原因:習慣與服從。
人是非常非常容易習慣的生物,例如剛剛搬入一個新家的時候很不習慣,覺得舊家比較好,但是隔了幾天之後就不再會懷念自己的舊家了。可以想像,對於一個嚴苛的法律剛開始會無法習慣,覺得自己受到一些限制,後來會慢慢習慣,熟悉了越來越被限縮的人權,最後就不知道自己原本應該要有的人權到底被限縮了多少。
另外,人們也是非常容易服從的生物,人之所以能夠被催眠是因為人有被暗示性,想像一個情境,當老師叫你「站起來!」你有可能什麼都不想就直接站起來了,這代表人在受到權威的命令的時候會傾向於執行而不會去抵抗,只有在深深的思考之後,人才能根據自己的自由意志來否定這些別人下的指令。
因此,在戒嚴的情況下,人們已經習慣了軍審,已經服從了這個政府體制,在這個社會當中,政府希望每個人都是服從的,而不會提出太多自己的想法,有權力的政府會排除這些與自己想法不同的人,並且將大家改變成與政府的想法相仿的人。
政府不斷的禁止一些言論自由,並且強調只有某些想法才是合理的,並且把其他的想法都冠上罪名,政府把某些特定思想緊緊綁在人民身上,讓我們並沒有喘息的空間。
人權園區當中有一個特展,展出在白色恐怖時期被殺掉的人的遺書,其中一些人是因為宣揚共產思想而被槍決的,有一些是因為想要組成黨外組織而被槍決的,這些人在那個年代可能都會被當成恐怖份子,但是這次的展覽呈現的是他們身而為人,溫情的那一面。
其中,我對邱興生的遺書印象特別深刻,他在遺書中寫的是他很快樂與幸福,要他的祖母不要擔心,也要他的姐姐能夠幸福快樂的過日子,他說因為他是學科學的,知道要快樂。當我看到這一封遺書時差一點就流下淚來,然而如果我沒有看過,也只會把他當成是白色恐怖的一個受害人而已吧!以前的政府也會說他是一個恐怖的政治犯,要我們大家討厭他,把他當成是應該死的人。
然而,就算一個人抱持著共產主義的思想,他就應該要死嗎?國家會膚淺的把自己與他人分成兩類,不是朋友就是敵人,但是那些抱持著共產思想的人,出發點也有可能是良善的,他們想的是要帶給全台灣人民幸福,然而只要在他身上貼了共產主義的標籤,以前的政府就有辦法判處他死刑,而全台灣的人民也都對他們抱持著恐懼與厭惡。
但是他們真的有這麼恐怖嗎?我們真的要以仇恨的角度看待思想與我們不同的人嗎?無論是共產黨也好,無論是強調資本主義也好,只要他們心中最深層的動機是帶給人民幸福,那就是好的;相反的,就算有多麼正當,內心抱持著仇恨與殺戮就是一個不好的政府。我並不相信為了國家的安全,為了剷除這些異議分子可以把他們流放、處決,如果我們國家真的是為了幸福著想,那麼一定可以跟這些同樣是為了國家幸福的知識份子們達到共識,而為什麼政府要一意孤行的消滅這些異議分子而宣傳自己有多麼的好呢?要說是為了「台灣人民的福祉」我是不相信的,而它們是想藉由這個名獲得權力,因為只要說是為了人民的福祉,政府就能夠騙取極大的權力,只要人民反對了,就威脅他們會失去安全與幸福。
在我心目中,一個好政府是會花時間與人民溝通的,能夠包容這個國家內部截然不同的聲音並且取得共識,儘管這些可能需要花更多時間溝通,國家的行政可能會比較沒有效率,但是比起獨裁,自由的空氣是更令人喜歡的。
參觀人權園區總是讓我想起賈誼的過秦論:「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易也。」一個國家最重要的就是要對人民好,如果沒有辦到這一點,這個國家的存在也是毫無價值的,國家沒有除了人民幸福以外更重要的事情。
我第一個進去的是軍事法庭,裡面曾經發生美麗島事件大審,我回想起我小時候我聽說美麗島事件的狀況,那時候的美麗島是一個衝撞體制的活動,他們宣導「台獨」思想,是一群很極端的分子。
我在軍事法庭裡面看著他們被審判的錄影帶,影片中有意無意地以他們有錯的角度來審判,但是如果以現在的角度來看,他們真的有錯嗎?由於我沒有親身經歷美麗島事件,我很難說他們是不是真的有錯,但是那個時候對於他們一定是太過嚴苛了。

身為心理系的我,從心理學的角度可以剖析為什麼那個時候的人能夠輕易地接受不合人權的條文,我認為有兩個基本的原因:習慣與服從。
人是非常非常容易習慣的生物,例如剛剛搬入一個新家的時候很不習慣,覺得舊家比較好,但是隔了幾天之後就不再會懷念自己的舊家了。可以想像,對於一個嚴苛的法律剛開始會無法習慣,覺得自己受到一些限制,後來會慢慢習慣,熟悉了越來越被限縮的人權,最後就不知道自己原本應該要有的人權到底被限縮了多少。
另外,人們也是非常容易服從的生物,人之所以能夠被催眠是因為人有被暗示性,想像一個情境,當老師叫你「站起來!」你有可能什麼都不想就直接站起來了,這代表人在受到權威的命令的時候會傾向於執行而不會去抵抗,只有在深深的思考之後,人才能根據自己的自由意志來否定這些別人下的指令。
因此,在戒嚴的情況下,人們已經習慣了軍審,已經服從了這個政府體制,在這個社會當中,政府希望每個人都是服從的,而不會提出太多自己的想法,有權力的政府會排除這些與自己想法不同的人,並且將大家改變成與政府的想法相仿的人。

人權園區當中有一個特展,展出在白色恐怖時期被殺掉的人的遺書,其中一些人是因為宣揚共產思想而被槍決的,有一些是因為想要組成黨外組織而被槍決的,這些人在那個年代可能都會被當成恐怖份子,但是這次的展覽呈現的是他們身而為人,溫情的那一面。

然而,就算一個人抱持著共產主義的思想,他就應該要死嗎?國家會膚淺的把自己與他人分成兩類,不是朋友就是敵人,但是那些抱持著共產思想的人,出發點也有可能是良善的,他們想的是要帶給全台灣人民幸福,然而只要在他身上貼了共產主義的標籤,以前的政府就有辦法判處他死刑,而全台灣的人民也都對他們抱持著恐懼與厭惡。
但是他們真的有這麼恐怖嗎?我們真的要以仇恨的角度看待思想與我們不同的人嗎?無論是共產黨也好,無論是強調資本主義也好,只要他們心中最深層的動機是帶給人民幸福,那就是好的;相反的,就算有多麼正當,內心抱持著仇恨與殺戮就是一個不好的政府。我並不相信為了國家的安全,為了剷除這些異議分子可以把他們流放、處決,如果我們國家真的是為了幸福著想,那麼一定可以跟這些同樣是為了國家幸福的知識份子們達到共識,而為什麼政府要一意孤行的消滅這些異議分子而宣傳自己有多麼的好呢?要說是為了「台灣人民的福祉」我是不相信的,而它們是想藉由這個名獲得權力,因為只要說是為了人民的福祉,政府就能夠騙取極大的權力,只要人民反對了,就威脅他們會失去安全與幸福。
在我心目中,一個好政府是會花時間與人民溝通的,能夠包容這個國家內部截然不同的聲音並且取得共識,儘管這些可能需要花更多時間溝通,國家的行政可能會比較沒有效率,但是比起獨裁,自由的空氣是更令人喜歡的。
參觀人權園區總是讓我想起賈誼的過秦論:「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易也。」一個國家最重要的就是要對人民好,如果沒有辦到這一點,這個國家的存在也是毫無價值的,國家沒有除了人民幸福以外更重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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